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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军:中西部地区基金会如何精准定位、发挥影响力?| 湖南峰会

发布时间: 2018-07-27 08:33:00  阅读次数:  作者:  文章来源:胡小军 CFF2008 字体:[ ]
 

7月6日,“一隅千里:发展中基金会的鸿鹄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湖南峰会在长沙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基金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共500余人参加了会议,覆盖全国15个省市,最远有来自新疆和内蒙古的公益伙伴共同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基金会的当下和未来。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副院长胡小军先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观察。

 

  胡小军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副院长

 

演讲全文

 

第一部分:新形势下基金会如何精准定位,发挥影响力

 

两年前,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前身)在长沙举办了区域分论坛,那一年我参与了。这是我第二次到长沙参加基金会论坛的会议。今天的会议与两年前相比有很多变化。我记得两年前参加会议的时候,在场人员最主要的有三方,一方是民政厅的领导,一方是基金会的同仁,还有一方是草根公益组织伙伴。如果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今天的会议更加丰富和多元,除了这三方,有更多的企业、媒体、学者,以及很多其他类型的组织。针对这个主题,我想探讨的是在新形势下基金会如何定位并发挥影响力。我主要从三个维度来分享我的观点:

 

第一个维度:资源

 

(一)我国基金会的资产实力与规模仍旧较小

 

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国基金会在数量上、结构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基金会的资产实力和规模也在稳步和持续地提升和扩大。但就整个基金会行业的发展而言,资产实力依然非常有限,资源依然非常少。我的观察和判断是,当前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公益行业面临着很多关键性的瓶颈问题,包括人才的缺乏,专业能力的缺乏,技术创新的缺乏等。原因有很多,但资源太少,人才、技术、专业等就不能随着资源的流动进入到这个领域。这里我引用基金会中心网主编的《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中的一组数据: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共有六千余家基金会,披露了财务数据的境内基金会有3779家,但63%的基金会净资产在1000万以下,只有5.9%的基金会净资产在1亿元以上。平均而言,每家基金会净资产的规模是3060万元,这是一个较低的水平。

 

(二)我国不同类型基金会的资产结构差距大

 

再看结构方面,掌握着最多净资产的基金会是哪类基金会呢?这本书把它定义为慈善会性质的基金会,比如上海慈善基金会,这类基金会的平均净资产规模是最大的。第二种净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会是来自于学校的基金会,特别是高校的基金会,例如清华教育基金会、北大教育基金会。有一个粗略的数据称高校基金会占中国基金会数量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掌握的资产规模却达到了四分之一。而平均净资产规模最小的是个人或群体发起的独立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这是我们的资产现状。

 

(三)公益组织的活力与创新需要一定规模的慈善财产来支撑

 

对基金会资产现状我的观察是什么呢?如果定位新时代下的基金会,它应该成为扩大慈善资产规模的中坚力量,而在此过程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慈善法》第36条:捐赠财产不仅包括货币、实物,还应该包括房屋、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或者无形的财产。

 

我的理解是单纯依靠现金的捐赠这个行业是做不大的,也是不可能有实力的,而是需要借助于除了资金之外的无形的或者非货币资产的捐赠,这个行业才可能真正构建自己的资源基础。我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都非常清晰地知道,《慈善法》中规定慈善财产的属性不是私人的财产,还是独立于政府的财产。这种情况下,它是什么呢?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学者将其解读为慈善财产是以慈善为目的的独立财产。

 

社会组织是公益创新和社会创新的主体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特别强调的,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要有活力,社会组织要有活力,社会要创新,公益要创新,它的前提一定是多样的,没有多样化的公益组织或者生态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创新。那么这种多样化,这种活力来源于哪里?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就是要有一定规模的慈善财产作为支撑,而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慈善财产,这样的公益创新或者社会创新是短暂的,是不可持续的。

 

(四)基金会在推动慈善财产发展上的四个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基金会在推动构建慈善财产的过程中,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成为积极的探索者和开拓者:

 

第一,创新捐赠模式。特别是股权捐赠、房屋捐赠这样的探索,包括信托的探索,我认为基金会应该作为这方面的引领者。

 

第二,捐赠的平台和慈善财产的管理能力。2015年按照中慈联公布的数据,中国全社会捐赠是1108亿,到2016年已经变成了1390多亿,这个数字除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GDP,相当于中国慈善捐赠占到2015年GDP的0.16%,2016年的0.19%。很多省例如江苏都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每年捐赠要争  取达到所在省份GDP的0.2%。粗略算一下,就0.2%来说,湖南的GDP在2017年的时候是3.46万亿,如果乘以0.2%的话,就意味着湖南的捐赠应该每年接近70亿人民币。我想在搭建捐赠平台、激发社会捐赠潜力以及进行慈善财产管理方面,应该是基金会在资源构建方面第二个非常值得探索的方向。

 

第三,以社区基金会为代表的社区慈善的发展是一个集聚或者长期持续激发社区捐赠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这方面基金会也应该成为推动者和探索者。

 

第四,社会企业的发展,基金会应该成为社会企业的投资者进行社会价值的投资,因为社会企业具有两个重要属性:它有双重底线,既要实现经济目标,又要实现社会目标,创造社会价值;它有资产锁定的原则,规定每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收益用于社会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也符合中华传统文化。

 

第二个维度:能力

 

这个问题我想放在一个大背景下谈论。其实当前整个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所以这就凸显为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的议题,包括湖南在内很多地方的社会组织都在参与这样的社区营造。在参与过程中,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困难是资源有限,并且资源还存在着单一性。比如,一些城市大量的社工机构在社区层面开展工作,他们主要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但在两个层面上的短板越来越凸显,第一个层面是来自于对社区自身资源的动员少;第二个层面是这些组织没有能力链接到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多元的社会资源。

 

但是有人可能会问:包括长沙、深圳、广州在内的城市,政府在基层社区建设过程中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大,为什么还需要动员社区资源或社会资源?对这个问题我从资源不同的属性这个角度来看,简单来说,政府购买服务不论是给社会组织也好,给其他主体也好,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延伸或者是一种来提高政府资源使用效率的市场方式。但是政府的角色或者公共服务的角色决定了它只能满足社区兜底式的、普惠式的、更多共性的需求。

 

但社区是存在差异或者说社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基本的民生需求保障应该由政府加大投入,当然很多地方现在还没有完全保障,还需要社会组织或者社会资源去补充。但是当它的保障能力逐渐提升之后,社区随之呈现出个性化的需求,这些需要快速回应的需求或者更长远战略性的需求应该由谁来做?这个资源是由社会资源动员来匹配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强调的是在一线的社区服务组织除了做好你们的服务之外,要有一个资源动员的规划或者资源动员的能力提升,去链接更多元的社会资源,并动员社区自己的资源来回应社区出现的个性化需求、战略性需求、多样需求或者紧急需求。比如社区的艺术需求、社区的孩子对美的追求、社区历史文化的传承,这些东西用政府的资源去投入是很难匹配的,因为每个社区都不一样,但是它又一定需要一些资源,而这些资源相比政府的资源是具有活性的。

 

一个社区的建设,它的开展一定是需要既有刚性又有活性的资源,在政府加大投入和购买服务力度的前提下,社会多元资源的动员就显得愈发重要。

 

第三个维度:战略

 

单从资源的动员来看仅仅是一个层面,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建设或者社会治理创新是代价极高、负担沉重的社会建设”。如果从服务的角度来讲,服务的提供有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服务,比如我们要用钱来买到的服务;还有一种服务是社会服务,这三种服务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衔接。

 

对于现在的短板,政府的公共服务在改革和优化的同时要加大保障力度,市场化的改革要深入,一些养老、教育、文化等行业要向社会资本开放。社会服务发展时间相对比较晚,社会服务发展中除了社会组织进入到社区里提供服务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社区自助和互助服务体系怎么建立起来。国内有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案例,包括成都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社会组织在提供单向服务的时候,他们非常注重激发社区的自助和互助能力。所以社区资源动员过程本身也促进了社区互助和自助能力的激发、组织化行为的形成以及他们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提升。在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广大社会组织,不仅是社区基金会,还有社工机构、民间公益组织,都需要有链接、动员活性资源的能力,同时我们要更长远的思考我们最终怎么激发这个社区内生的动力,我想这样的社区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第二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基金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对于基金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优势,我想换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

 

政府对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的认知可能比东部走得更前

 

我认为在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社会治理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第一生产力应该依然是政策。这个是源于观念、源于认知。包括现在发展势头迅猛的成都以及中部的长沙,这些地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策或者政府对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深刻认知和理解,所以它一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富有很多期待,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值得继续探索和实践。

 

在地网络、枢纽、引擎的功能亟待发挥

 

如果是在湖南做教育助学,那永远不可能代替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不可能代替湖南省教育基金会,因为他们是在地的组织,能够长期陪伴合作伙伴和服务社群。 我想湖南的基金会同仁除了做好自己的机构以外,要在公益的不同领域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枢纽的功能、引擎的功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优势,公益生态体系中要有枢纽型的、引擎型的组织存在。中西部地区基金会除了要有管理能

力、品牌开发能力,我觉得有一个能力需要是最凸显的,我称之为公益集群的领导力,未来我觉得公益的领导力不是单个组织的,需要关注行业领导力,这个角色我认为基金会是有可能承担的,这也是中西部基金会非常重要的优势。

 

整理 | 卢春兰 李孔锐

审阅 | 洪峰

排版 | 王雪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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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城市峰会

城市峰会是基金会论坛支持区域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形式,每年在各个城市举办,聚合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思想者、实践者和学者,与举办城市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对话,推动举办城市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截止到2018年7月,基金会论坛共开展过16场城市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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