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人  李健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郭金喜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副教授

杨雪萍

义乌市委党校、浙江义乌干部学院，高级讲师

与过往的三大条例相比，《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所进行的整合性制度探索，值得称道。但细究一些具体条文，却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其背后所隐藏的立法精神，颇令人忧心。

回顾过往的四十年，“简政”、“放权”、“让利”和“搞活”等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历史变迁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党的十八以来，围绕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中央高举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改革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转变监管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宗明义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宣告我国进入了新时代，勾勒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持续推进的简政放权、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型等，有效激活市场活力与社会活力，推动了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持续优化。这在经济上突出表现为供给侧改革、在政治上突出表现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协商民主、在社会领域则突出表现为强化民生工作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受此影响，首部《慈善法》于2016年颁布实施，《志愿服务条例》（国令第685号）和《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民政部令第61号）等相继的落地；社会组织数量也从2013年的54.1万家快速地增长为当前的近80万家，在慈善救助、社区服务、扶贫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然而，《征求意见稿》的立法精神并未与这一改革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有些地方甚至相悖，其结果很可能会强烈地阻滞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而严重地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第一，社会组织的合规运营空间可能极度萎缩

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社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这一条款可能对社会组织的杀伤力最大。非营利性是社会组织最为核心的特征，社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什么是营利性经营活动，其与非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边界在现实中并不清晰。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很可能会变异为禁止一切收费活动，导致社会组织只能靠捐款、会费与政府的补助过日子。社会组织发达的欧美国家，这一问题通常是借助组合拳的方式加以解决。一是通过限定社会组织的“目标约束”、“非所有权约束”和“非剩余索取权约束”（也称“非分配约束”）来明确区分“营利与非营利”“非营利与非赢利”，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经营行为为组织使命实现提供资金保障。也即，经营行为只是实现“非营利性”目标的手段。这一点，早已被莱斯特•萨拉蒙的全球公民社会研究所证明。我国的《慈善法》，实际上也做了类似的安排。二是通过限定经营范围。社会组织的经营行为必须和组织使命直接相关。如博物馆，可以设置纪念品商店和提供饮料与食品，但显然不能经营酒吧与旅馆。

鉴于这一条款潜在的巨大危害，建议取消这一条款，或作出更清晰的说明，或是划清范围界限。

第二，过高的门槛不利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征求意见稿》第八条第二款维持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第十七条社会团体的注册资金规模和会员人数要求和前几版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保持一致，新增了发起人人数要求。第二十三条有关基金会的设定条款，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到帐货币资金规模，而且限制了省级以下政府批准设立基金会的可能。

社会组织设立门槛这种几十年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规定，不仅没有充分遵循激活社会活力、监管重心要从事前向事中事后转型的改革指向；而且漠视了多年来从业者和研究者对双重管理局限性的批评；更是忽略了一些地方将业务主管单位改成业务指导单位所带来的改革红利；甚至无视了过往机构设置生死两难的教训。这样一些设置方式及其精神指针，显然还停留于过往的事前防范型，与“放、管、服”的改革要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其后果很可能是严重限制县级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包含社区基金会在内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合法化发展，背离十九大报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精神与要求。

建议在第八条第二款中“是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改为“是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或业务指导单位”，为后续的改革预留空间。在企业可以零资金注册的背景下，取消或大幅度降低对社会团体的注册资金要求，大幅度减少会员人数的门槛。如地方性社会团体从3万元降为0元或1万元，会员人数从50个降为20个或30个。考虑各地不断涌现的社区基金会和农村文化礼堂基金会等社会创新，基金会的设置也要加大对地方的授权，回到最低规模200万元的初始设定。

思路决定出路，不同的立场、方法和观念将会导致观点与结论的巨大差异。作为国家登记机关出台的一般性行政法规，无疑会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全面地影响新时代社会组织的合规发展，影响社会组织以何种姿态与方式进入新征程。时代变了，国民变了，立法精神也应随之变革。习总书记说，“不能身体进21世纪头脑还在过去”。实现中国梦，需要弘扬包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内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走中国道路。踏上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然更加需要激活社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贡献。在突出强化党建这根定海神针作用和社会组织专业化规范化透明化建设的前提下，社会组织的立法更应强化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借用邓公的话，就是“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期待《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的制定与实施，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春风，为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为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美好生活注入澎湃的持久动力。

校对 | 马秀、张帅

责任编辑 | 俞博文

编辑 | 周昱